多的一年工资，少的一顿好饭

每当年关将近，辛苦一年的职场人便将目光聚焦在“年终奖”这个大红包上。年终奖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年终奖在我国很早就有。在东汉时期，一到腊月，皇帝就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汉官仪》中记载“腊赐”一项为：大将军、三公各钱20万、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进、侯15万，卿10万，校尉5万，尚书3万，侍中、将、大夫各2万，千石、六百石各7千，虎贲郎、羽林郎3千。据说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钱，全讯网新2领这一回年终奖，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

宋代官员的俸禄包括正俸(钱)、禄粟(米)、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工资虽然很高，但年终奖却很少。每年冬至，皇帝给高级官员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

清朝皇帝年底多用荷包赏赐大臣。这赏赐的荷包里究竟会装着多少钱呢？岁末皇帝赐给蒙古亲王的那对大荷包里，一般装有各色玉石八宝一份；小荷包四对，内装金银八宝各一份；又小荷包一个，内装金银钱四枚，金银锞四枚，这也算是挺丰厚的“年终奖”了。

民国时期，商店的伙计、公司的职员一般也都有年终奖。年终奖有多有少，掌柜或者经理可能有上千块或者几百块大洋的年终奖，伙计和普通工人有个几十块或者几块大洋的年终奖已经很不错了。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学徒一般是没有工钱的，可是却有年终奖。大方的老板会给个二三十块大洋的红包，小气的老板会管学徒一顿好饭，这顿好饭也可以算是年终奖。那时候一年360日(阴历)，地主家的长工吃肉的日子大概有20多天。这些日子多数集中在正月，地主家给长工吃肉则是一种拉拢鼓励的表示，而正月没有给长工加肉的东家，会蒙上悭吝的恶名。这吃肉也可算是长工的年终奖了。

在我国古代，高级官员的年终奖由朝廷发放，小官和小吏的年终奖则需要他们自己想办法创收。

秦汉魏晋时期，公文写在竹简上，公文传达过程中，用口袋把公文装起来，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公文倒出来，装公文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太阳城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攒的口袋多了，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年终奖就有了。

唐朝和宋朝有一段时间允许各州府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官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地方留大头，大部分利息都存进了小金库，其中一些钱用到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明清时期官员的俸禄很低，京官的年终奖金不是朝廷发，而是来自地方官员。当时地方官员来钱渠道多，而京官就比较穷困一些。地方官员为获取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每当冬日降临，往往以为京官购置取暖木炭为名，向六部司官孝敬钱财，此谓“炭敬”。

炭敬是“馈岁”(新年礼物)的意思，博彩通所以地方官员赠送所附的信里一般不直接说数目，而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如果是四十两银子就说是“四十贤人”，三百两就说“毛诗一部”，显得很儒雅。有人送贝勒载涛一千两银子，信封上写的是“千佛名经”四个字，可这个花花公子连这个意思都不懂，还拿给别人看，后来拆开来，才发现里面是一千两的银票。

 曾有这样一位党员干部，当他得知上级领导要来视察，便将当地老百姓贫苦度日的情景拍了录像片让上级领导偷偷看。上级领导问为什么？这位干部叹了口气说：“我搞了这盘录像，大家议论纷纷，说我给共产党抹黑。”上级领导很生气，说这是哪儿的话。这位干部拍摄真实反映当地老百姓贫困状况的录像，按说与他的“面子”也很不光彩。你这干部怎么当的呀！全讯网新2一些热衷于搞什么“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莫说会千方百计掩盖真实情况，说不定还会制造出假象来欺下瞒上。然而，这位干部却勇于把真实情况告诉上级领导，并没有考虑对自己“面子”的影响。应该说，这位干部处理“面子”问题的做法，值得肯定。

毋庸讳言，国人是很讲“面子”的。所谓“面子”，不外乎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 成就与品格。其实爱“面子”也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在别人面前有尊严，是人普遍、自然的心理需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没有人希望人家说他不好。所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总是想告诉别人我是能干的,我是慷慨的,我是知礼的,我是善良的,我是忠实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懂品位的，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同。此乃人之常情。人通过珍惜这样的“面子”，修身养性、矫正品行、建功立业，对社会、自身都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尤其当“面子”与尊严、骨气、人格系在一起的时候，这“面子”还非讲不可，就像当年朱自清宁可贫病而死，也决不领取美援的面粉一样。

但有些事可以讲“面子”，有些事就不能讲。平时大家在一起工作、学习，你追我赶、拼搏创优，落后了觉得没“面子”，此乃有上进心的表现。但在评功评奖时，就要发扬一点风格，不能为了讲“面子”而争功闹奖。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都有亲朋好友，当亲朋好友遇到困难时，关心照顾一下，“给点面子”帮些忙，无可厚非。但如果有损社会和他人利益，就不该为给“面子”而强以为之。现如今有些人认为，穿名牌才有“面子”，喝洋酒才有“面子”，开靓车才有“面子”，抽高级烟才有“面子”；坐奔驰、坐奥迪比坐桑塔纳有“面子”；住山水别墅比住都市楼房有“面子”，住都市楼房比住大杂院有“面子”；不动用工资袋比动用工资袋有“面子”；打高尔夫球比在餐馆打工有“面子”；公款消费比自掏腰包有“面子”；没有工作没“面子”；工作不好没“面子”；挣钱不多没“面子”；婚礼冷清没“面子”；孩子不争气没“面子”；不当官没“面子”；官当不大没“面子”。

这些看法就很不正确。正是在这些错误观念下，太阳城国人为怕丢“面子”活受罪的有之，为怕丢“面子”吞下苦果的有之，为怕丢“面子”强词夺理的有之，为怕丢“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有之，为怕丢“面子”弄虚作假、瞒天过海的有之。有的人办不到的事也信誓旦旦、大包大揽，“脸不变色心不跳”，宁肯巧取豪夺也绝不“跌份”。有的为了表现自己“能耐”，竟贪污公款给同事、朋友“廉价购物”。太爱“面子”，凡事都讲“面子”，不分青红皂白，不讲原则是非，这样爱“面子”，就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了。

不过很可惜，千百年来，国人是该爱的爱，不该爱的也爱，不管什么情况都死要“面子”。所以鲁迅 先生早就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他在《说“面子”》一文中，把国人太爱“面子”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没给他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输了银子，却赢了面子，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算坏。”还说：“说面子是中国人的命根子，似乎并不为过。对女人来说，因为男人摸了自己的手，而砍掉之；因为男人动了自己的身子，而消灭之，在古时候，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对男人来说，为了活得体面些，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真正‘命根子’的人，也大有人在。” 人太爱“面子”，便虚荣起来，亦爱掩饰了。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般。他用猪皮抹抹嘴唇，油光光的，装富有以掩贫寒；好说先前的阔，以祖宗的荣光，掩饰现在的卑贱。人太爱“面子”，通常会像小说《变色龙》里的人物那样去“变色”，这实不足取。

太过爱“面子”在中国历代官场尤为凸显。一个人做了官,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有的被杀头时还想着穿戴官袍，以保住“面子”。农民起义领袖陈胜，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自觉不自觉地讲起“面子”，一次竟因为穷乡亲来找他，觉得丢了自己“面子”，居然把人杀掉。朱元璋当了皇上，过去和他一起讨饭的穷乡亲投奔他，他认为有失体面，叫人推出去斩了。乾隆时山东巡抚国泰贪纵大案，如果深挖，可能涉及全省官员，于是乾隆给查办的钦差大臣一道密谕，假惺惺说什么不忍再兴大狱，实际顾虑的是“朕之颜面”，要“面子”不顾吏治，乾隆一朝结果腐败愈演愈烈。慈禧过寿为“面子”好看大讲排场，挥霍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以致削弱了抵御外侮的力量。这些世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事例，足以证明历史上官场讲面子的程度有多深，危害有多大。

时至今日，一些为官者仍旧为“面子”所累。他们中，有者行必坐高级轿车，住必居气派豪宅，穿必名牌服装，吃必高档饭馆，办公室必豪华装修，把个官场的“面子”做到了极致。有者下基层前呼后拥，外出送往迎来，否则就不气派。有者为上司增加“面子”, 吹捧、附和 、取悦，乃至请客送礼，以求上司对他的回报，在别人面前抬高他的“面子”。有者对屡犯错误或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一味迁就“面子”，批评不疼不痒，不触及实质，表面上给留“面子”，实际上在害人。不是有许多领导干部就因为缺少这种批评，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吗？有者挨了批评，丢了“面子”，不知“羞”而后勇，通过努力，纠正错误，挽回“面子”，反而耿耿于怀，寻机报复，甚至雇凶杀人，以泄私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者讲亲情、友情“面子”，为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老上级或亲朋好友提干、入党、立功等打电话、递条子，甚至做出“出格”之事，这种“面子”给多了，自己最终丢尽了“面子”。有者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弄些应景之作、虚假政绩给自己充“面子”，他自己获得了所谓“面子”，却给党抹了黑丢了脸。有者为了面子，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行径也干得出来。

记得老革命家陈云同志树立家风，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机关干部要求自己，居旧屋、穿旧衣、用旧物，不搞特殊化，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失体面；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租住小户型居室，开破旧私家车算不算有失体面；伟人恩格斯敢当着别人说，“我主要是靠了马克思才获得荣誉”，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失体面；李立三给部队官兵作报告，直言自己奉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失体面。其实，为官者真正的“面子”、最大的“面子”、最光彩的“面子”不在物质条件，不在官阶大小，不在自我评价，而在于百姓是否认可、信服、尊重、拥护。为了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淡泊名利、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刚正不阿、博彩通一身正气的人，在人们心中才最有“面子”，才真有“面子”，有好看的“面子”。那些当官图享受、到处摆谱，甚至利欲熏心谋取不义之财者，那些视个人面子唯大、不惜有损党和政府“面子”、大搞虚假者，虽生活优裕，威风八面，家藏万贯，仕途顺畅，看似风光体面，但遭受人们唾骂、发指，恰恰最没“面子”，最丢“面子”，“面子”最难看。党员干部应该擎起这样一面旗帜，那就是：自尊心健康，“面子”观正确，是非分明，为官而不被面子累，不死讲面子、滥要面子、乱给面子，戒掩饰、去虚荣，讲真话实话，做真事实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真正、最大、最光荣的“面子”。这个道理，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懂得。

 说到晚清官场，有一类人虽然身份卑微、地位低下，在权力机器的运作链条中，只不过充当了最微末最不起眼的角色，却也是万万小觑不得的。此班人物，便是效力于各级官府的种种胥役。其中，就有那专司名刺（名片）传递、通报来访及转达文书的看门者，俗称“门子”。

别看这门子职司寻常、活计琐杂，此辈可是把守着进入官府的头一道口子—凭借手里那点儿小小的“把门权”，门子们即足以播弄手段、使奸耍猾，将衙署的两扇朱漆大门变成一道敲诈索贿的关卡、一个敛钱肥私的财源。全讯网新2谁欲叩“关”过“卡”，那就得拿“门包”来！这“门包”又叫“门敬”，也就是“开门银子买路钱”。你若不给，抑或给少了，门子立马就面孔铁青、白眼朝天，回你一个恶狠狠的“闭门羹”：不替你传刺通报，不放你进门办事，把你硬生生拦堵在衙门外头，看你还敢不“孝敬”大爷！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际，其督署的偏院内有座高亭，倚栏而眺，远近景物尽入眼底。某日，曾氏小伫亭中，遥见督署门前有一“翎顶辉煌”者，正恭持名刺，向门子“作哀恳之状”，门子则挥臂喝叱，神态甚倨；那人哀恳无果，只得怏怏离去。翌日登亭，曾又复睹昨天的场景。第三天，但见那人从袖筒里“摸索一裹物，鞠躬以献”，门子的脸色顿然转霁。曾氏不禁心有所疑。他踱回书房，未几便听得门子通报，说有新近补缺的某监司求谒。待人到跟前，分明就是刚才那个在督署门口“鞠躬献物”的“翎顶”。曾问监司，为何徘徊督门多日而不进见？监司竟“支吾闪烁，不能对”。

以曾国藩的精明老辣，他肯定早已洞烛其中隐情。问题在于，就连他这样素称“御下严苛”的朝廷“治臣”的衙前，门子的敲诈犹如此张狂，那么，其他地方门子们的贪贿会恣肆到何等程度，也就不难想象了。

门子对付不肯“孝敬”者的手段，除了让人当场吃“闭门羹”外，通常还有另一阴招。那便是冷眼旁观、窥伺缝穴，不露声色地给你暗里使绊子、“下蛆”，叫你歇菜、坏事儿。

某年，慈禧“万寿”，两淮盐政署采办贺礼，选中了一粤商送来的西洋橱钟。这橱钟精致工巧，要价不菲。最妙处，在钟启动之后，每到一个时点，面板就会霍然敞开，由里头走出一铜铸玩偶，“研墨执笔，取红笺疾书‘万寿无疆’四字，悬示片刻，作揖而退”。观者无不“惊为神异”，遂定价五万两，隔日付款。粤商欢然告辞。临行，盐署的门子向他“索讨门包五千”，粤商不给，太阳城门子悻悻道：“此钟明朝将一文不值，尔信否！”次日，果遭退货。因为前晚门子悄悄提醒盐督：“是物虽巧，全仗机关操纵。万一解京途中有所磕碰，损及机关，呈献太后时，铜人书字不全，岂非立招巨祸？”

应该说，这门子此番提醒，确实戳到了事情的要害，令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深谋远虑和见微知著。但其人“以索费不得，乃施此计，谗言构陷而不着痕迹”，也可算得“用心险狠”了！

实际上晚清官场的门子索贿之弊，早在顺治、康熙时代已渐成陋规。乾隆以降，朝廷曾屡颁谕旨“禁革门包”，但皆是徒闻雷声，不了了之。而大大小小各级官府的门子，之所以公然敲诈而恣行无忌，背后大半有其上司做后台撑着：或装聋作哑，容忍故纵；或偏袒包庇，曲意掩饰；更多的则干脆“倚（门子）为心腹耳目”，甚至“相约为兄弟”。由此，官胥勾结，沆瀣一气，致使门子之弊愈禁则愈“牢不可破”；愈革则蔓延之势愈烈，终于泛滥官场，几无一处衙署干净。少数为官清正者尽管深恶痛绝欲图除弊，毕竟是孤掌独木，难撼大势。

江苏巡抚谭钧培自奉廉俭，到任后，有心拿前任留下的门子先开一刀，以整肃署政。他一边严饬门子不许再索门包，一边命账房优给工钱，增其薪酬。转天，上海县令莫某“诣辕谒见”，门子却依旧勒索。莫某说，巡抚不是已经通告禁绝门包了吗，为何还要？门子昂然以对：“此系吾辈衣食饭碗，虽大人有命，亦不能从。”莫某央请先放他进署，等办完事，马上回去取银两补来。门子横竖不允。莫愤极，直接去门前击鼓，惊动谭钧培。谭悉情大怒，当场将该门子捆绑送狱。孰料第二天，阖署门子“请假告退”，大家伙都不干了。弄得谭巡抚一时抓瞎，只得向同僚紧急借一门子，应付场面……

贪贿的门子为了把惯常的营生进行到底，居然敢抱起团来，罢工示威，博彩通炒肃弊上官的鱿鱼，这门子，已俨然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门子是晚清肌体最末端的细胞，但它所揭示的信息，却不乏沉重的警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欲肌体鲜活、强壮，生机不竭，诚有赖于全身细胞的不断新陈代谢，抗御疾病，保持健康。如若它有一部分组织或器官的细胞感染了病毒，未能及时、有效地根治，天长日久，这部分组织或器官腐坏，又传播毒素，侵噬周遭，腐化其他，终将使得整个肌体全受感染，腐败而亡。而现在的“门子”，也不少吧？

 孩子的尸体，拥挤的人群，局促的巷子，悲痛和哭泣，阳光和苍白。又是一张令人无法从悲伤的基调中走出的照片，正如多年来无法舒缓的巴以关系；又是一张拍摄葬礼获得“荷赛”年度大奖的照片，正如21世纪以来战争的新闻仍不时占据报纸的头版。

2013年2月15日，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即WPP，因该项目总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媒体称之为“荷赛”）揭晓，瑞典摄影师保罗·汉森在加沙地带拍到的这张照片被评委们选为2012年度图片。

历史悠久的“荷赛”近年来受到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关注。全讯网新2它几乎年年都会给中国摄影师评奖，对中国众多摄影记者或者摄影爱好者来说，“荷赛”是一项具有标杆意义的比赛。今年的情况更特殊：本届“荷赛”的终审评委团队中，还首次出现了中国评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而国内舆论的众多“羡慕嫉妒恨”，则都投向了评委对获奖作品的选择上。

年度图片，就是“荷赛”所设奖项中最重要和最富争议的选择。今年共有5666名摄影师，向“荷赛”提交了超过10万张照片，其中的摄影技法与风格包罗万象，而“荷赛”共设有九大类数十个奖项，有充足的空间来展示当下新闻摄影的各方面。不过，细看历年年度图片，确也不得不承认，它们多是在揭示战争和灾难对人们的影响，比如多次出现了葬礼上不同人的反应，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刻最集中反映了人们的情绪。地震、海啸、战乱、饥荒……将这些图片罗列在一起，几乎就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最阴暗的时刻，其中饱含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渴望。从亚美尼亚地震，到印度洋海啸；从索马里饥荒，到叙利亚战争……各种灾难面前，人们都是无力的。图中的人们只有悲伤，定格不变的悲伤。

变化的，则是读者的口味。如今是互联网时代，影像已经泛滥，各种令人悲伤的图片也已时常见诸网络，但“荷赛”的取向变化甚微，这自然会被反对者称为“保守”。没错，“荷赛”已经在创造多元性，所以获奖作品中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照片，特别是在肖像、体育故事等奖项中，技术和风格似乎是主要考量因素。不过，“荷赛”仍难逃质疑，特别是年度照片。本届“荷赛”终审评委顾铮也说，今年选出来的年度照片过于完美，像是一张电影剧照。比如用光、人物表情、人物关系对比，都控制得太好。“没有一点点不完美的地方，能够让人捕捉到。”

这让我联想到著名战地摄影师唐·麦库林的话：“这些照片是记录，不是圣像，不是用来挂在墙上的艺术品。我不愿被当作艺术家，我们无权以他人的不幸来制造艺术，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如此而已。”

这或许只是麦库林的一种奢望。摄影记者其实处于两难之中：一方面表现悲伤并富有美感的照片更能打动人，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充满罪恶的现实，摄影记者仍在追求构图和用光完美，这难道不也是一种讽刺吗？

而对于大众来说，对纪实摄影的期望很高：照片能不能提供一种反思和改变现实的力量？甚至说一张照片能否为其中的人们带来什么利益？

从卡帕开始，无数战地记者沿着前辈的足迹，直入危险境地，通过拍摄战争中人们的生存状况，来嘲弄和展现战争本身。很多摄影记者，自己也成了英雄。但麦库林等人却发现，在媒体通过发表这些残酷影像而大赚其钱后，在自己名声和钱财俱获后，战争和悲痛却没有结束。那些残酷影像的发表，或许也是对受害者另一种方式的伤害。

媒体和影像，毕竟不是世界的主宰者。“荷赛”，也只是一项新闻摄影比赛而已，不能代表摄影的全部。但是，“荷赛”的宗旨，应该还是想去揭示些什么，触发有能力思考和行动的人去面对当下世界的难题。

就如顾铮所说，我们不能要求照片“包打天下”，能呈现就已不易了。太阳城人们如果能够通过“荷赛”去认识到摄影的“不能为之处”，那也是有益的。如此一来，既为摄影卸下了包袱，也将终极的追问留给了所有人。“与其对评选结果失望，不如对人类本身失望。”在战争和饥荒仍然大量存在的21世纪，新的互联网文化如何去传播正能量？当年一张越南女孩哭泣的照片，可以影响到越战提前结束，如今一张照片结束一场战争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一张“大眼睛”促成一项工程的时代也过去了，人类如何在重复的悲痛中不变得麻木？

“荷赛”年复一年的评选，似乎在坚持着一种传统，那就是人道主义。无论那些作品是否过分残酷或者悲伤，它们都是在描绘这个时代人类的状况，最底层人生活的状况。博彩通对于中国众多摄影人来说，虽不常有机会能拍到战争或者大灾，却也应该继续坚持关注底层人群的生活，毕竟我们关注他们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把许多人的艰难处境展示出来，并没有到需要反思过度煽情的时候。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揽延人才、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历史中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野无遗贤”常常被统治者当作政治清明来炫耀，唐太宗李世民就曾经很得意的看着鱼贯而入的社会俊彦说：“天下英雄尽入吾觳。”总体来看，科举考试还算比较公平，改变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用人体制，让更多的社会底层才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当然，历史上也有几次科举考试十分荒唐，我们姑且称为零纪录的考试，全讯网新2至今仍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零录取率的考试

公元746年，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初到长安求官，当时唐玄宗正沉湎盛世的繁华和温柔的富贵梦里，已经懒得亲自处理政事，把“外朝”交给李林甫，“内朝”交给高力士。第二年，即公元747年，杜甫等一大批当时杰出的才子参加玄宗为选拔人才而设的“制举”考试。当时担任主考官的是李林甫，他是当朝宰相，但却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对于朝中百官才能和功业在自己之上而受到玄宗宠信或者官位要超过自己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的除去，像张九龄、严挺之、贺知章、李邕、李适之、房绾等一大批杰出人物都受到了李林甫的迫害甚至暗杀。他尤其嫉恨因为文学才能而得到封赏进官的士人，害怕朝外的贤士得以接触皇帝的机会，上书揭露他的本来面目，痛陈他的奸恶。所以这个“口有蜜，腹有剑”的宰相便千方百计的阻塞言路。结果参加“制举”考试的人，没有一个被录取，也就是说那次考试结果的录取率为零。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对考试结果，他自己还向玄宗上表祝贺：天下贤士都在为国报效而没有遗漏，这是多么的人尽其材，物尽其用啊！连尧舜明君都不能如此的明察秋毫吧！而更加可悲的是开元盛世的缔造者李隆基竟然默认了这样的考试结果。参加那次考试受到愚弄的还有著名诗人高适和元结。在人类考试的历史上,零录取率的记录恐怕至今也没有谁能够打破的了,而这次的考试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耻辱考试。

零岁考生录取的记录（不满一岁的考生）

一代奸臣秦桧，由于在绍兴议和卖国有功，先后把持朝政十九年之久，他自立门户，收揽奸佞，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架空宋高宗赵构，独掌朝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于桧，非桧亲党及昏庸谀佞者，则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间”。不但如此，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一次科举考试中，秦桧还为其年龄不到一岁（只有九个月）的孙子秦埙谋夺状元。他利用手中权力，任命其亲信御史中丞魏师逊、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吏部郎中权太常、少卿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太阳城张士襄等人为考试官。这些考官对秦桧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想借此机会来讨好秦桧，从而可以取得高官厚绿。于是，他们就串通作弊，准备录取秦埙为状元。后经人揭发，状元没有当成，但也高中榜眼（第二名），这对于那些穷数十年时间皓首穷经的举子们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讽刺，更有甚者，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由于秦桧的营私舞弊，其侄子秦焞、秦焴、姻亲沈兴杰、朋党周夤等人，都得到了进士的头衔，无怪乎“天下为之切齿”。

零活着回家考生的考试

张献忠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崇祯十七年（1644年）8月9日攻破成都，起义军号称60万大军进入成都，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在成都张献忠先号称秦王，接着宣告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8月16日登基王位，成为大顺第一任皇帝。这年秋，眼看着清朝军事节节胜利，自己的大顺政权摇摇欲坠，为了不给新政权留下人才，张献忠发诏举办“特科”，征集四川各地举人、贡士、监生、民间才俊、医卜僧道、隐士应试，有不愿意参加考试的，就被“军法严催上路，不至者杀，比坐邻里教官”。到了成都后，他以方便管理为名，将所有考生十多万集中在成都青羊宫，一个不留，全部坑杀，自谓“无为后人有也”，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些抱着希望来替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全部命丧黄泉。张献忠的残忍变态行为遭到了四川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掉转枪口，迎接满清入川，共同对付毫无人性的大顺政权，很快，大顺政权就在四川人民的唾弃中灭亡了，张献忠不久就在盐亭县凤凰山中箭身亡。

零有效的考试记录

零有效的考试就是指考试结果公布后，全部推翻，而且原来录取的考生在第二次录取时一个也没有录取，甚至有的考生不但没有录取，还因为这场考试丢掉了生命，这场考试就是发生在明代洪武三十年（公元1697年）的“丁丑科”会试。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发榜的这一天却发生骚乱。

3月5日，是三年一次的“会试”放榜的日子。这天，黄榜一开，人群大哗。原来金榜上的所有高中举子都是南方人，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科举考试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当时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北方的考生们认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都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由于吏部处理不够及时得力，这场学子的骚乱最后演变成一场暴乱，京城南京陷入动荡之中。朱元璋得知消息后，他一边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一边就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经过查实，本次考试并没有作弊，南方举子的考试成绩确实都比北方举子的成绩好，举子们的考试成绩都是属实的。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是一位刚正，不会因私枉法的人。他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没想到刘三吾这次真是倔过了头，他拒绝更改考试成绩。朱元璋听了大发雷霆，气得将刘三吾赶出京城，还把其他几位考官都撤了职，重新组织考试。北方举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大声欢呼，得寸进尺，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这次由朱元璋亲自督考，主持复试的翰林院侍讲张信很不知趣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说北方试卷确实不如南方卷，博彩通原来考官绝无偏袒之事……朱元璋闻言顿时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是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卷子送交皇帝审阅以蒙蔽皇帝。他宣布，以前的结果一概无效，由自己亲自裁定。一个月后，复审结果宣布，这次朱元璋又走了极端，新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是北方人，一个南方的举子都没有。更可悲的是，参与这次的主考官和一些考生被指称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全部被处死。朱元璋不以成绩取士，并不是简单的科举制度问题，而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可怜一批正直不知变通的大臣成了专制体制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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